“大国热”冷思考：软实力致胜
□张剑荆
中国要成功地成长为世界强国，仅仅有物质力量的积累是不够的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，同时也是一条文明和解之路。
世界性大国的兴起，并不是像假日旅行一样浪漫和轻松，而是充满风险和陷阱的艰辛旅程。如何避免其中的风险，和平地成长为世界性国家，就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挑战。
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，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地融入国际体系，乃是当今时代最具挑战性的任务。面对中国的繁荣，在为躬逢其盛而欢欣鼓舞的同时，也需要意识到，这一代人以及未来几代人的责任重大。我们需要向历史学习，汲取以往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，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，探索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。
四大瓶颈亟需破解
每一时期成功的大国，总是意味着克服了时代的限制、成功地解决了它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。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但是，实事求是地说，中国要发展为世界性强国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还需要克服一系列的约束、限制和障碍。
具体而言，需要以创新的精神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。
第一，生态问题。一个国家，甚至一种文明，最为基础性的支撑，乃是其生态环境，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前提。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，人类都需要从自然生态中获取生存的原料。但是，我们应当看到，持续了20多年的粗放性经济增长，使生态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水平。支撑快速增长的环境成本已到了底线。许多地方，已经连一条干净的河都没有了。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增长方式，中国的生态是否可以支撑起来一个世界大国呢？
第二，着力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。改革以来，我国经历了社会结构快速调整的过程。这是转型国家必须要经历的。但是，过于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，追求GDP，忽视社会矛盾的现象，是普遍存在的。一个开发商投资一个项目，可能当年的GDP增长了几十个亿，几百亿，但是造成的社会矛盾就没办法统计到这个GDP里边去，其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也是无法用数字描述的。再比如贫富差距。根据《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》，2003年中国拥有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23万，这些人占有的财富达9690亿美元，而2003年我国GDP总值才1.4万亿美元。这个说法未必很准确，但是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则是没有疑问的。还有地区的差距，日本最穷和最富的地区差距大概是一倍左右，而中国人均收入最多的上海，与最少的贵州至少有十倍的差距。
第三，建设一个法治国家。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。而造成腐败的最根本原因，乃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。
第四，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，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焦虑不安，没有方向。上述四个方面，构成了一个国家，一个文明的四个基础型底座，即生态底座、社会底座、政治底座和精神底座。四个底座的健康和谐，将为一个国家构建起坚实的发展基础。
综合国力论、唯意志论必须摒弃
大国意味着拥有强大的力量。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，在谈论大国崛起的时候，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也在这里。有很多人认为崛起就是力量的不断增加。但是，即使我们接受国家是力量容器的观点，也还是要注意那个“木桶原理”：木桶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。1815年至1914年的一百年间，俄国经济总量与英国相近，俄国军事力量与英国相近，俄国国土面积远大于英国，总之，这是两个差不多大的木桶。但是，英国在这一百年间一直是世界大国（霸国），俄国却只能算是地区大国。在克里米亚战争（同英国）和同日本的战争中都失败了。原因何在？我想其中之一就是俄国的“制度短板”，用列宁的话说，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。
因此，当我们谈论自己的力量的时候，需要消除综合国力的幻觉。人们习惯从综合的角度对大国作出界定。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制定一套衡量综合国力的办法。但是，这些办法得出的结论，只具有参考价值。原因是不同领域的要素，如何能综合起来？综合起来的国家权力要素存在的结构差异，如何衡量？还有，目标或方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，它决定着力量朝着什么方向综合，目标或方向如何被计算呢？事实上，一个国家的内部、外部环境一直处在变动之中，这些变动一般还是悄然进行的，当人们明显地意识到这些变动并被计算的时候，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，所以一般的计算都带有“刻舟求剑”的味道。
综合国力论所掩盖的，是力量在结构上的不均衡和在质量上的不同质。这种不均衡和不同质无法通过综合而消除，反而被综合所掩饰起来了。诉诸历史可知，不均衡和不同质造成的问题，往往比综合起来看的总体力量更为关键。
中国的社会结构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而力量在这些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。这些不均衡集中反映在前述四个方面的基础性领域。因此，需要在均衡的、和谐的发展观指导下，解决这些问题。
谈论大国时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，是认为成为世界性大国意味着自己的意志从此就可以得到伸张。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和危险的。越强大的国家，越需要节制。世界性大国意味着解决世界性问题，因此需要世界性的合作。看一看历史便知道，那些只是一味伸张自己意志的国家，动辄用暴力手段贯彻自己意志的的国家，都是不能持续的。一个大国，只有自我节制并为体系提供公益，才可以存在。没有一个国家，即使这个国家最为强大，也抗不住大多数国家的联合抵制。
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看，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、大国环绕的国家，而且，四周分布着几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“破碎地带”，比如中亚、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等。这为中国和平发展制造了地理难题。
在这种形势下，如何避免形成围堵中国的联盟，就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。在这里，借鉴俾斯麦为1871年之后的德国设计的外交是有意义的。
作为新兴的大国，德国一直为被周围大国联合遏制的“联盟梦魇”所困扰。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大战略是，营造一种“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的整体政治环境，并利用它们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矛盾，防止它们形成反对我们的联盟”。他构建的复杂网络，不是为了聚敛权力，而是为了削弱权力，为了使别的国家不把德国......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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